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堆龙德庆长长的岁月难忘却

发布时间:2019-09-05 00:54 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

  在西藏各地农村中,我生活的时间最长、情况最熟悉、联系最密切的,是拉萨西边的堆龙德庆县,特别是县城附近的东嘎乡。

  从1965年开始,西藏各地农村陆续铺开三大教育运动。“三大教育”指的是阶级教育、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。当年十一月,我被抽调到拉萨西边堆龙德庆县的三教工作团,留在团部秘书科做文字工作。

  有一天,工作团办公室主任叫我过去一下,走到他办公室门口一看,里边坐着一个胖胖的人,披一件呢子大衣,戴一付水晶眼镜。主任笑着说:“小廖,认识吧?这是林芝县委孙明才书记,现在是三教团东嘎乡工作队队长。”他这么一说,我一下子想起来了,那是4年前我进藏的时候,从格尔木跟他同坐一辆客车,一路同行到拉萨的。我赶紧走过去和孙书记紧紧握手,热情问候,主任接着说:“今天孙书记来我这里,给我出了一个难题,提出要你到东嘎乡去工作,你看怎么样?”孙书记也转脸对我说:“小廖,我们东嘎工作队,在全团样样都先进,只是文艺工作缺人,你来帮我把文艺宣传队整上去,好不好?”我说:“一切听从领导的安排。”

  过了3天,我奉命到东嘎乡工作队报到。堆龙德庆县委离东嘎并不远,走路半小时就到了。孙明才书记亲自冒着寒风小雪到半路上迎接我,带着我一起走进了宣传队的住地东嘎乡小学校。在学校的一间教室里,东嘎乡农民演出队的全体成员,早在那里坐好,等候我的到来。孙书记把全体演员一一向我作了介绍。演出队的队长是达则村的朗杰,管理员是羊勒村的平措次仁;东嘎村的强巴洛珠,原是哲蚌寺的小,粗通藏文,爱好文艺,后来成了我编排节目的助手。孙书记布置任务,要求排出一台新节目,元旦藏历年期间到三教工作团总部和县委汇报演出。

  那时候,生活相当艰苦。晚上和男演员们一起,挤着睡在一间空教室里。房子四面透风,北风呼呼地往里灌。我裹一床薄被睡在青稞草上,每晚总要冻醒好几回。好在那时候年纪轻,热气盛,还是熬过来了。每晚入睡之前,我都要请一位或几位年龄较大的演员讲一段掌故或者故事,早上起床时我的第一句话是昨天晚上谁做了梦?请把梦说一说吧。记得那时候吹笛子的才加,差不多每天都有梦报告,有时说梦见从牦牛背上掉下来,有时梦见一脚踩在牛屎上,有时梦见家里的狗说话了。通过这种方式,拉近了我和农民演员的距离,丰富了我的民间文化知识,给我的辅导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方便。

  吃的也很糟糕。演员们都是个体农民,饮食家里自带,不是青稞糌粑,就是豌豆糌粑。条件稍好的人,抓糌粑时,从怀里掏出一个装酥油的小盒,用刀子削下薄薄的一片酥油,放在滚烫的茶水上面,称为浮油。好在我工作的市文教局机关有位女同志,每隔几天给我捎一瓶油辣子,成了演出队唯一的佳肴。演员们抓好糌粑团,用拇指在上面戳一个小洞洞,放一点油辣子在里面,往嘴里一抛,又香又辣,还发出啧啧的声音,真是美味无穷。

  晚上,经过长时间在寒风中排练,大家又冷又饿,管理员平措次仁总是在伙房里煮上一大锅糌粑糊糊,他拿一个长柄的铜勺子,一人一勺面糊汤,再添几个面疙瘩。每回轮到我,他总是格外照顾,把勺子探到锅底,力图捞上几个大一点的东西,我多次谢绝他的好意,有一次他大声吼了起来:啊啧啧,廖老师,不要这样说了,你远离家乡到西藏农村来和我们一起吃苦,多吃几个面疙瘩,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了,也不会批评你的,你放心吧!

  那时候我进藏已经4年,大部分时间都在拉萨市歌舞队,跟演员一起编演节目,到农村牧区巡回演出。藏语基本上过关,也习惯了高原的生活,对西藏各种民间歌舞艺术形式也比较熟悉了。从到东嘎乡的那一天起,心里便有一个很坚决的想法:一定要充分调动农民演员们的创作积极性,鼓励他们自编自演。运用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,表现农民们关心的,熟悉的,感兴趣的内容。经过半个多月的紧张劳动,排练出十来个小型的文艺节目。大都有说有唱,有歌有舞,充满酥油味、乡土味和劳动气息,比较贴近现实,贴近群众。孙明才书记和次仁顿珠乡长等人看了,都表示相当的满意。我也满怀信心,觉得这些节目不会砸锅,一定能打响。

  汇报演出确定于1965年12月30日在堆龙德庆县委大院的露天舞台进行。和东嘎乡同台演出的是南岗乡业余演出队。这两个乡是堆龙德庆县的重点乡,无论是农业,副业,文教卫生,还是各项中心工作,两个乡都是势均力敌。两个乡多年以来形成了新年元旦到县里同台演出的惯例,不过与其说同台献演不如说是相互比武、打擂台。演出成功的队,总是欢欣鼓舞得意洋洋;失败的队就非常沮丧,甚至抱头痛哭。不过他们往往这样相互鼓励:“没关系,比输一次不要紧,明天还会出太阳!咱们等着瞧。”农民们的求胜心和荣誉感,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  演出这一天,露天舞台装饰一新,挂上了天幕、大幕,插满了彩旗和红旗,装置了灯光,高音喇叭里不停地播放着“北京的金山上”、“叫我们怎么不歌唱”、“毛主席派人来”等歌曲。院里院外洋溢着一派节日气氛。晚饭过后,观众从四面八方大路小路成群结队地涌来,他们之中不仅有工作队队员、县区的干部、南岗、东嘎、桑木、乃琼等乡的群众,还有拉萨西郊工厂的工人、部队的战士等,足足两三千人,黑压压地挤满了一院子。

  晚上8点多钟,4个500瓦的灯泡一起点亮。舞台上面立刻大放光明。随着报幕员的出台,节目一个接一个。东嘎乡和南岗乡的节目互相交叉着演出。晚会还没有进行到一半,输赢胜败己经非常明显。东嘎乡演出的节目,不但内容新,形式新,语言生动活泼,诙谐有趣,观众们一听就懂,一听就笑,很快就全神贯注到节目里来。东嘎乡演员们这天晚上演得也特别卖力气,超水平发挥,我心里暗暗吃惊,他们演得比排练时要好几倍,这些人都是演出的天才,没有什么怯场不怯场,害羞不害羞的问题。总而言之,就是把平时农民的生活和劳动情景搬上了舞台,搬到了节目中间,观众中发起一阵阵欢呼声和掌声,还有会心的笑。

  演出结束后,东嘎乡乡长次仁顿珠飞快地跑到后台,跟我们一一握手,不停地竖起大拇指说“好极了!”“成功了!”东嘎乡的许多基层干部和群众,也涌了进来,帮助演员们背服装,拿道具,热情得不得了,好像打了胜仗一般。回到了小学校,大家还是不停的唱呀,跳呀,笑呀,差不多闹了一个通宵。我敢保证,这天夜里大家做的都是甜美的梦。

  日子过得很快,大约半年以后,“文化革命”的风暴席卷全国,也吹到了西藏高原。三教工作中止了,我回到了单位。在这样纷繁混乱的日子里,我并没有中断和东嘎的联系。好些个星期六和星期天,我骑着自行车,赶到那里和朋友们相聚,谈天说地,讲说国内外形势。我对“文化革命”很感苦闷,他们更是一脸的茫然,虽然对政治问题他们弄不懂,但物质供应的贫乏却有切身感受。文化革命一开始,川藏青藏两条公路不畅,物资严重缺乏,百货公司里空空如也,用老百姓的话说,“里边可以赛马了”。什么东西都要用票,票证发到100号之多,这还只有干部职工才能享用,农民有钱也买不到东西,很多人都在抱怨。

  大约是1969年夏天,我听见院子里传来一阵熟悉的喊声,推开窗户一看,原来是东嘎乡的乡长次仁顿珠,他满头是汗,推着一辆自行车走进来,我赶紧把他请进屋,问他有什么事情,他从藏袍里掏出一只半大不小的鸡,塞在我的床底下,擦着满头的汗说:“老师,你好久没到东嘎乡来了,乡亲们想你呢!专门让我来看你!”我在东嘎搞三教时,和次仁顿珠关系不错。不过也有过一两件不大愉快的事情,他有个毛病,就是喝酒贪杯,往往耽误正事。有一次演出队开会,等他来布置工作,左等右等也不来。我跑到他家一看,他己经醉得不行了。我很生气,高声说:“次仁顿珠拉,你这样子不好!”转身就下楼,没想到还没有走出他家院子,他竟歪歪倒倒跟了上来,抓住了我的手说:“廖老师,你的话可不能这样说,我次仁顿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从早到晚,白天黑夜,老老实实、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,今天喝醉这么一次,就是到北京向毛主席汇报了,他老人家也会说:次仁顿珠是个好同志!”根据我的经验,没有重要事情他是不会亲自登门找我的,便说:“乡长啦,有什么事直说吧!”他说:“老师,我们东嘎的变化可大呢,一是成立了人民公社,各村都改成了生产队,家家户户集中在一起搞生产,可热闹呢。二是东嘎河上修了一座拦河大水坝,建了一个大水磨,又磨糌粑又磨面,养鸡养鸭又养牛,还能加工面条,现在夏天到了,鸡蛋也多了,牛奶也多了,新鲜的糌粑也快要出来了。我们想请你到水磨住上几天,看看风景,同时帮助公社演出队排几个节目,八一建军节要到军营去慰问解放军。大家在水磨房里集中了好几天,一个节目也憋不出来,我急得头上起火,嗓子冒烟,廖老师你不来帮一把不行了。”他这么请求,我心里也活动了,整天在机关呆着也是呆着,不如到东嘎去走走,做一点有益的事情,便答应了。次仁顿珠高兴得不得了,说:“谢天谢地,太好了,今天一天,明天两天,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,我派公社的马车来接你。”

  次仁顿珠走后,我想时间那么短,要搞出一台晚会,光靠我个人不行。于是我又请了西藏歌舞团的白登朗杰和次卓嘎。白登朗杰是有名的藏族作曲家,他谱写的歌曲,不仅在西藏家喻户晓,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影响,次卓嘎是西藏歌舞团的尖子演员,她在唱歌,跳舞和表演方面都有特殊的天分。最受人欢迎的表演唱“逛新城”里的小姑娘,很长时间是由她扮演的。

  过了3天,我们坐着马车一直进了东嘎磨房大院,水磨果然很漂亮,一条长长的大坝拦腰切断了东嘎河,河的上游形成为一个柳林环绕的人工湖,磨房里一字排开13盘大石磨,轰隆轰隆地日夜不停转动着,加工着糌粑、面粉和饲料。正在墙根底晒太阳的队员们,争先恐后地跑过来欢迎,一个个兴高采烈。

  从第二天开始,我们着手编节目,创编的办法和1965年差不多,先请公社的干部,还有演出队的骨干座谈东嘎农民和周围部队的关系,介绍解放军为他们做的好人好事,主题思想集中在拥军爱民四个字上。我们先编了一个节目,叫“拥军小唱”,讲一位农民老妈妈带着女儿到军营里送茶、送酒、慰问解放军的事情,开头几句唱词是:

  接下来又编了一个小歌舞,名叫“找老为”,说的是一个农村老大爷、一个小伙子、一个老太太、一个大姑娘,建军节这一天都要到军营去找一个名叫老为的同志,感谢他为老百姓做的好事,可是他们认识的老为,高低胖瘦,年纪大小都不一样,互相发生争执,闹出了许多笑话,结果是解放军学习雷锋,做了很多好事,每个人都不愿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,说自己叫“老为”,也就是永远为人民服务的意思。

  每个节目框架定下来以后,便由我编词,朗杰作曲,次卓嘎编舞和导演。我们三个人真是非常理想的搭档,相互配合得惬意愉快,一个节目两三天就完成了。记得那时候次卓嘎的女儿达珍还很小,她不时要去给她喂吃喂喝。

  虽然公社安排了住处,但我还是在水磨出水口的阳台上搭了一张床,晚上枕着哗啦啦的水声,听东嘎河上的清风,看拉萨城头的明月,眺望布达拉宫的古老城堡,思绪纷繁,心潮难平,“文化革命”已经搞了三四年,天天搞运动,搞斗争,弄得人死不死活不活的。进藏时那种想在边疆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,也消磨得差不多了。有时我也想起那些关心过我爱护过我的亲朋好友,特别是刚过世不久的慈母,心里总是一阵阵地痛。

  也有快活的时光。午饭后,白登朗杰总是和演出队的小伙子们结伴到人工湖里游泳,然后摊手摊脚躺在草地上晒太阳,一个个晒得油光黑亮,跟非洲黑人似的。吃了晚饭以后,大家坐在地毯般的草地上,说笑话,讲故事。“文化革命”期间,讲故事被当成“四旧”,我的一位朋友,因为讲故事遭到批判,降了工资。但在这群淳朴如水的农村青年当中,不必有这样的忌讳,人们可以尽情地说,尽情地笑。记得有一天晚上,次仁卓嘎讲起她看过的一部电影,名叫“夜半歌声”,她讲得活灵活现,非常恐怖,吓得演出队的小姑娘们尖声叫起来。没想到当天晚上,我睡到半夜,突然觉得有个黑影如同电影里披着黑色披风的宋丹平,从河那边一下子蹦了过来,扑在我的身上,我吓得大叫一声,全身都是汗。赶紧坐起来,一看,还是明月在天,银光泻地,周围小河流水,一片寂静。原来是半夜过后,一轮皓月东升,把河对面一棵大杨树的影子照过来,倒映在我的身上,才做了这么一个可怕的梦!演员们听到我的叫声,以为出了什么事,慌慌张张地赶来。我把实情说出来,大家笑了好长一段时间。

  东嘎公社周围驻扎了不少的解放军部队,光是团以上的单位就有七八个。建军节前后,每天都有军车开进水磨房院子,接演出队到部队慰问演出,每到一个部队,书记次仁顿珠照例要作一个忆苦思甜、新旧对比的报告,他要我给他当翻译,怎么推托也不行,因为我对东嘎的情况熟悉,对次仁顿珠报告里的内容更是滚瓜烂熟。他讲得不全面的,我替他讲全面,讲得不生动的,我替他讲生动。每次报告,都相当成功。得到部队指战员的欢迎和赞誉,加深了东嘎公社和部队的友谊,得到他们更多的帮助和支援。

  慰问演出活动还没有结束,拉萨市歌舞队捎来急信,说西藏军区司令员、自治区革命会主任曾雍雅同志,要到东线去慰问换防的部队,指名让拉萨市歌舞队跟他一起去林芝。我只好匆匆告别东嘎这些憨厚朴实的农民朋友,还有明月清风的水磨房,急急忙忙赶回拉萨去了。

  从东线演出回来,来不及喘一口气,革委会决定,自治区和拉萨市所有的机关干部,一律集中到林芝八一新村参加思想学习班,也就是内地所说的五七干校。我在学习班呆了近一年时间,1970年9月结业后,被正式下放到堆龙德庆县。报到后,暂时没什么事,我便回湖南老家休假去了。第二年春天返回拉萨,才知道西藏文艺界发生很大的变化。原来根据自治区革委会的决定,文艺团体全部撤消,只留下一个一百人的思想宣传队,现在改变了初衷,恢复了各个文艺团体的建制,拉萨市歌舞队也得到了保留。组织决定我仍然回拉萨市歌舞队。我在歌舞队干了好几个月,手续一直未能从堆龙德庆县转回来,多次请示拉萨市革委会政工组,答复是现在正在搞运动,运动期间一律不办调动手续。我一气之下,又跑回堆龙德庆县去了,时间己经是1971年8月。

 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奇巧,我在县里工作不久,孙明才同志也分配到了堆龙德庆县,担任县革委会第一副主任。在“”中,作为工布江达县委的他,也受了很多的冲击,吃了不少的苦头,后来落实干部政策,他也分配到了堆龙德庆,我又成了他的部下。他的身体还是那样富态,说话还是那样不容置疑,对文艺工作还是那样喜爱和热心,他对我说:“小廖,前几年在东嘎,我们合作得不错,这回你一定要作出努力,把堆龙德庆县的文化工作整上去。”。在县革委会的支持下,我开始着手组建县农民演出队,这支队伍以东嘎公社的农民演员们为骨干,同时吸收桑木、南岗等公社的人参加,队长由东嘎公社副社长次多吉担任,指导员是东嘎团支部书记益西央宗,考虑到我的种种不足,便推荐在朗巴公社下放锻炼的知识青年平措朗杰当我的助手。他是姜乐金家的三公子,祖上曾被乾隆皇帝封为辅国公,不但擅长各种乐器,通晓汉藏两种文字,特别是为人正直,态度谦和,当我的助手最合适不过了。

  孙明才对我的工作格外关心和支持,他把县商业科科长找去说:“廖东凡组建演出队很辛苦,编写和排练节目更是要动脑筋,你们想办法给他解决一些营养品,补一补他的身体!”商业科乔科长说:“我们县里条件差,没什么好东西,只有一些点心和水果糖,每天补助他一斤点心好了。”果然,商业科每天给我送来一斤点心,不到半个月的时间,我的桌子上,书架上都摆满了点心,有的是当地的饼干,有的是土制蛋糕,很快我就吃厌了,看着它们我真的有些发愁了。有一天,我抓糌粑时,把饼干和蛋糕弄碎了掺和在糌粑里,吃起来又香又脆,味道很不错。这件事情启发了我,便把这个方法推荐给了演出队的演员们,他们自从尝试了糕点抓糌粑的美味以后,每次吃饭都到我这里来拿点心,不到一个星期,把我积存的点心全部消灭了。后来,我坚决地谢绝了一天一斤点心的特殊待遇。往后许多年,每每想起这件事情,心里很不平静。那时候我是下放的干部,落难的书生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臭老九,有的人冷落,有的人轻视,有的人避之唯恐不及,只有他孙明才书记,不顾当时严峻的政治气候,对我关爱有加,真是非常难得。(待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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